有道是“无巧不成书”，事实上世上本无那么多的“巧”，为了成书而制造出许许多多的“巧”来，所谓“恰巧”者，多半是对偶然性的放大，事后的追认，隐然有把偶然说成必然的意思。但这限于小说，或叙事之类，与本书无涉。我把周作人与张爱玲拉到一起，纯是“取巧”：周作人与张爱玲基本上可说是“井水不犯河水”的平行关系，说“偶遇”都得打引号，把以往说二人的散篇文章放到一起，乃是地道的拼盘，既非比较，也非合论，实在给不出让其发生关联的理由，却又要放在一起，起个书名都无从下手，恰好里面有一篇题为《周作人“偶遇”张爱玲》的短文，于是“巧立名目”，拿来敷衍书名，至少两个谈论对象可以同时在封面上出现，并置到一处了。——不是“取巧”是什么？

真是各出一书为好，也曾有这个打算。题目都有了，分别是《知堂面目》和《且来看“张”》。书名就是可以发挥一通的，比如“面目”二字不难大做文章，说“知堂面目已模糊”（“终模糊”）也不是不可以；至于张爱玲，她曾有一本自编文集题为“张看”，自可充当“行文出处”，而看“张”可以是我看，可以是各色人等看，还可以是我看各色人怎么“看”，总之可以看得气象万千。

文章分别已存了一些了，只待再各写几篇，就可集成两本小书。待写的几篇，拟想中皆属重头戏，比起现成各篇的偏于“识小”避重就轻，庶几正面硬刚，有“识大”的意味。比如《周作人与北大》《现代隐士与“落水”》《张爱玲小说中的时间与瞬间》……只因太过“处心积虑”，反而一篇也没写出来，唯《周作人的牢骚》一篇，因正给报纸写专栏文章，须按时交卷的，有次临期想不出题，将周作人与北大因缘，草草写了个大意。事情往往就是如此。没了这些，终觉撑不起来，奈何二鼓三鼓，已衰已竭，兴奋期早过，写出是遥遥无期了。敝帚自珍，已写就的又还想集到一起，遂合兵一处，似乎量的累加多少可以抵销内容的单薄。万泰注册

有几篇须略做说明。《一封信，一面》写的是舒芜先生，《〈希腊之余光〉序》如题所示，是为王媛基于博士论文的专著所写的序言，直接的对象，都不是周作人，然舒芜与周作人缘分匪浅，王媛的专书则以周作人与古希腊的关系为题，议论起来，自会说到周作人，宽泛地说，视为读周的一部分，或是某种延伸，未尝不可。《答问》是某年张爱玲祭日接受某杂志采访的书面答复，因为觉得写下比口头要更清楚。访谈，往往是“成竹在胸”式，合则留，不合则去，我的答复被断章取义编织到既定之规中去了。说是我说的，似乎得认，说我没说过，也不能说不对。现在翻看一下，有些意思，是别处没有的，所以收在这里。万泰注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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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两篇他人为我指谬的文章，原先也想收入书中，因版权事，遂作罢。一篇是止庵先生驳我《周作人晚年窘境一斑》的文章，解读固然不妨各逞己意，然止庵文中有些重要材料当时我所未见，其见解亦有相当“硬核”处（虽然部分判断，我并不是全盘接受），读之受益，复述其意不如“和盘托出”，对读者完整了解周作人章士钊因缘或者效果更佳。另一段文字是苏杰先生的《“奖借”与“奖掖”》，指出我写舒芜先生一文中的硬伤，“伤”在何处书中有案可查，总之是我强不知以为知，替舒芜先生改“错”，结果自己出了洋相。此类出丑卖乖，平生所犯，不在少数，比如有次到出版社，从一编辑室门前经过，一老同学正与编辑在内高谈阔论，议论共同的师友，便嚷了一句，哈，臧否人物啊！“否”说成大白字，否定的“否”。“臧否人物”一点不算冷僻，但我不敢肯定用这词没有一点卖弄之心。过几日恰好又遇到老同学，他闲闲说道，那天我“扬长而去”之后，编辑对他说，你这同学不是古典文学专业的吧？ 说罢应该是二人莞尔而笑。但老同学是厚道人，没有“深描”后面让我尴尬的场面。就这已经让人臊得慌了，只是表面上我还算镇静，打了句哈哈道，我弄巧成拙，不代表学现当代、学外国文学的都没这点常识啊。万泰注册

事过多年，老同学应该早忘了，我却还会不时想起。像给舒芜先生“纠错”闹的笑话，等于出丑出到公共场合，自然更是“耿耿于怀”。对人对己，都不是多么较真的人，倒也并非多么严重以至老在那里“痛定思痛”，只是有些记忆属张爱玲所谓“咬啮性的小烦恼”，常会不请自来，想起来就独自脸红。不知这是不是也算“心病”的一种？ 心理学的说法，越是难以启齿的，越要说出来，说出来好比从心头卸去包袱。那么，不做“引以为戒”之类的赌咒发誓了，我这里权当自我疗愈。

关于本书，似乎别无什么须交待的了，既为“题记”，CALLBACK一下为好，回到“题”上来为宜。其实也就一句话：倘读者指责书名有几分标题党，也只好认。